老八

时间: 2016-10-27    阅读: 1266 次    来源:龙在周塬
作者: 卢满愿

 院子并不大,临街的一面是三间大瓦房,木门木窗上用的是印有鲤鱼和水草花纹的玻璃。玻璃和窗棂之间是草绿色的塑料纱窗。门口一对石狮子被人摸得溜光水滑的,明晃晃闪着青光。踏上三层青砖台阶,推了门进去,前屋中间为明间(进院子的过道),左右两边的房子各有一窗对开。

顺明间往里走,下三个台阶,有一节十来米长的青砖路,路沿子也用青砖摆成,像狗牙一样。院子西边空地上有一棵石榴树,东边空地上有一棵泡桐树。顺着青砖路向里走,有5层砖铺台阶,拾阶而上是正屋,正屋是面南背北的偏厦。所有的门窗家具全都是水蓝色,墙面统一被刷得雪白。正面门楣上正当心用红漆刷的十字有些斑驳、失色。对面里屋的墙上是大大的红色美术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再配上浓浓的苏打水的味道……
其实,这里正是村庄里的医疗站。
村子是个同姓自然村,有五个小队,500来户人家。一村人是一个姓,一个老先人传下来的。外姓很少,大概有李姓、侯姓、宋姓、王姓。据熟悉村史的人讲,老祖宗最早也是从山西大槐下搬来的,起先在雷家塬边上住。以后几经搬迁到了现在的地方。能查到的最早历史就是村里的教堂了,圣心大教堂初建于1894年。在清末闹回乱和匪乱时,村子里修过城墙。与地理位置结合,村子里有些特别的地名儿,“西岭上”,“城背后”,“南面”,“北面”等一些具体而模糊的地方。“南面”是村子里地势最高的地方,有一处最高点的土台子,是为龙脉,也是村子里的风水宝地。
因为是同姓自然村,自然少不了有宗祠(祠堂),据说还曾经挂有祖谱。话说某年某月,“伟大领秀”要破四旧,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教堂被征用,改建成演出样板戏的大礼堂。祠堂也许有祖宗神灵保佑吧,被改成了“医疗站”。
医疗站雪白的墙,明晃晃的玻璃窗子,跟家里的黄泥皮子腻的土豁豁墙、风一吹呼啦啦响的纸糊窗子要好很多。当然,最吸引孩子们的,还是那百闻不厌的苏打水的味道。自个儿去玩是可以的,被大人们抓去打防疫针,那可是不行的。又哭又闹,眼泪长流,鼻涕吹泡,非得两三个人连夹带扛的才能打了防疫针。医疗站里有医生(赤脚医生)、药剂师、护士等几个工种。也可能业务相互交叉,能记得起的工作人员有三个,白净漂亮的海娥;国字脸,一表人才,戴眼镜的海洋;瘦瘦儿像极六小灵童的人是虎全。他们三人谁是医生,谁是护士,谁是药剂师,都记不得了。虎全因为伯叔弟兄们里行八,所以,熟悉的人都叫他老八。
医疗站日常业务就是给村里人看个头疼脑热,量个血压,听听心率。常见药是肥儿丸,四环素,安乃近,苏打片。一般的病都是吃些口服药,严重点儿的打个肌肉针,没见过打吊针的。
好景不长,改革开放了。农村散社,分地牵牛,大锅饭的铁锅也被砸了卖铁了。医疗站随即解散,海娥很快去镇上开了私人诊所,主要是看妇科病和接生,干得可谓风生水起,在镇上也是火了一把。大集体的医疗站被解散了,但部分业务被海洋接了。当然,他一并接了的还有那个棕红色的上面印有白底红十字的出诊箱。
老八没有接上正规业务,但也算是在医疗站历练过的人。也算是有一技之长,很快就在海洋家房子东面教堂门前广场的西侧盖了两间房子,也开起了诊所。农村诊所里,中西医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一边是各类中药,如顺气丸、山楂丸、六味地黄丸、乌鸡白凤丸,一边是深棕色玻璃瓶里装的土霉素、食母生、四环素。老八看病水平一般,但他也有绝活儿。能诊断“出血热”,出血热是一种靠老鼠身上寄生虫传播的恶性病。刚发病时和感冒症状很相像,但如果当感冒治疗,一是会延误病情,二是由于抗生素的不当使用会加重病性。所以,老八在检查感冒病人时,通常在问清症状后,最后一道检查就是看病人脖子底下,前胸部位有无红色出血点。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和他的绝技,一度时期左右村庄出血热闹得很厉害的时候,村子里反倒人人平安,且自信满满。
老八诊所里光线很暗,一进门一个小厅,向里是诊台,再往里是药品架,最里面是老八的土炕。为了让电灯泡能聚光,老八还特意找张报纸剪个灯罩子。有人挑帘子进来看病,空气一对流,那灯就一晃一晃地摇。
刚开始时,望闻问切,内外妇儿,中西结合,开药打肌肉针,老八一个人应付得来。谁知有一日,本村本组一个六岁小姑娘因感冒发烧,请老八给看病,一针打下去小姑娘的右腿却再也没能站起来。很多人都说针打到神经上了,估计连老八自己也说不清,记不清是咋回事了。因为是本家的关系,另一方并没有太多追究。
不过,从那以后老八再没有给小孩子打过肌肉针。不知从啥时候起,他竟然也戴了一幅黑框的老花镜。虽然显得有些文气,但总感觉整个人老气多了。也就从那以后,老八再看病,就不像之前那么上心了,望闻问切只取前三样儿,也很少用听诊器。一般地病,能说清病因的,就开些药,简单的伤口处理一下,有一点把握不准的,就推掉了。让来人去镇上或县上检查确诊。同样从西安进药,老八的药卖得要便宜些,所以,虽然他可能艺不高,但有些慢性病或能自己诊断开药的人,还喜欢来老八这儿买药。不图啥,便宜么。
老八是一个很随和也很喜欢玩儿的人。他并不太在意诊所里的生意怎么样。闲时,钻了一屋子小孩打牌。那时地面还是黄土地面儿,孩子们四个人一围,席地坐着。老八则脱了鞋,把鞋垫在屁股下面,和孩子们一起玩牌。“三五反”、“五八王”,最起劲儿的就是“升级”。两三个人时,就玩“比大小”、“弥竹竿”。有时候玩牌还“带彩”,就是弹蹦。赢了牌的人弹输了牌的那一个,老八是大人,但他输了从不赖账,赢了也绝不会以大欺小。那时候,老八的诊所可以说是男孩子们的乐园。一放学,背上书包,连家都不要回,就要到老八这里来玩会儿。
一段时间,大队部办公搬到村子北边,和小学两隔壁。送信的人嫌要绕路不方便,见老八常年开门,人气还旺,就索性将全村的信件、报纸杂志等等交给老八带转。从来没听谁说丢过信,遗过报纸的。当然,诊所里也是村子里信息的集散地,谁家娃高考了,录取通知书就到了。谁家老人最近身体不好,叫老八去给看病了。谁家媳妇害喜了,来买安胎药了。这些事,既是秘密,也不是秘密。却是农闲时,庄户人的谈资。
有一阵子的信,大多是在外地上大学或者在外面吃商品粮的人给家人写的。当然还有发电报的“吾已抵京,勿念”。或有发给外嫁女的“母病危,速归”。再过上三、五年,是村子里去南方打工的孩子给家里人递信的,打钱的。又过了三五年,熟人,同学的信多了,但是大多数都是传销组织在拉人头。再往后,就是那些印好的信封,什么中奖了,新特药试用了,藏红花试种啦等等信息类的信件。又过了三、五年,信件少了,只剩下村委会订的《人民日报》、《陕西日报》、《陕西农民报》、《宝鸡日报》等官方报纸和专业性很强的报纸了。
没过几年,村子里又新添了两家诊所,而且都集中在教堂门前的广场上。一家离一家不超过一百米,这些年轻后辈们,个个是医科学校出身。胆大心细,也跑得快。摩托一骑,随叫随到。在这种竞争面前,老八的诊所生意就有些吃力了,他一不打吊针,二不把脉,三一个上门还慢。70年代的“二八大驴”,滑行了快200米了,一条腿还是翻不过车梁。所以,他索性也不争了。将屋子简单一拾掇,一劈两半。一半继续开诊所,一半摆摊卖小玩具、小糖果。但是他的“改革”并不成功,看病的人觉得诊所卖玩具,胡闹。买玩具的碎娃,怕一进门他妈来看病,把他活捉当场。所以,两个生意都都不怎么好。
再往后来,村子里开起了麻将馆。忙的闲的,有钱的没钱的,男男女女,都去围了桌子,修“长城”。再没人去老八那里打听东家长西家短了。也没人去找老八打升级了,因为人家都玩儿上“斗金花”和“双扣”了。幺、二块都不过瘾了,起步都是五、十块。
老八还很硬朗,很乐观地活着,他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诊所。夏天时一身短打,一壶茶,一把蒲扇,一根烟;冬天时,一身老棉,一壶茶,一个围脖,一根烟。一阵冷风,一把鼻涕,一口痰,一句日他娘。回过身,关了门,回家咥面。
年轻的后辈从外地归来,想和他叙旧,他却蹲在一群老汉堆里,让人难以分辨。若不是他那用白胶布粘了腿腿的黑框眼镜,那一颗不大不小的金牙,还真认不出他来。他本来就瘦,蹲在老汉堆儿里,越发显得小些了。
青砖蓝瓦的大房,水蓝色儿的门窗,粉白的墙,熟悉的苏打水的味道,院子里的房檐水窝窝,落叶纷飞的梧桐树。那医疗站里后来又变成了祠堂,那里的大门依旧吱扭吱扭地响,门口溜光水滑的一对儿石狮子早被人偷走了。
嘴里叼着烟,涎水顺着嘴角流的老八,正梦到了那个少年,在医疗站里,拿着崭新的戥子称药呢。旁边桌子上,就放了那崭新的棕红色的白底印了红十字的出诊箱……
     后记:老八,在某些方面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在初中、高中求学期间,我体质较弱,是老八诊所的常客。少不了和老八打牌,聊天,吹牛。人多时老八和我们一起玩。人少时,他就带了花镜静静地看报纸。我喜欢看报纸也是在老八诊所养成的习惯,最喜欢的是《宝鸡日报》的文艺副刊“大散关”,好像还有“星期天”。当时的文章记不请了,但是那种感觉和文学气息,却一直感染我到现在。那个在人群里寻找着,想和他打招呼的少年就是我。但是,近些年,每每从他门前过时,看到那许许多多的老年人,蹲了一排排,给人感觉说不上来的压抑。使得我无法穿过人群,假装不认识他们,而直奔我曾经的乐园老八的“诊所”,所以,我只能匆匆的向他点头致意。我常常在想,也许在医疗站里是老八最快乐的时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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