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乡土宣化店

时间: 2016-10-18    阅读: 1350 次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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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地逃离宣化二中,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是贫穷所至,更是社会背景所至。除去那时挺心酸的成分,单说逃离的方式和经过,现在想来却很搞笑。在这以后,宣化店还是经常去的,卖柴,赶集,送公粮,后来在那里还有过一年多的工作经历。再到后来,每次从外地回到家乡,也都是从这儿下车步行到家和乘车离开,所以宣化店是家乡的重要标志。

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或更早,这里就已是一个小集镇,清朝康熙年间已很繁荣。但是,古时的这里不叫宣化店,而是叫做仙花店。相传这里盛长“八仙花”,故而得此美名。什么是“八仙花”呢?我们今天已不得而知。宣化地区,人杰地灵,山青水秀,不乏奇花异草,“八仙花”也许是某一种奇葩,也许是多种花卉的统称。反正我们家乡既有很多驰名共知之花,也有很多唯本地独有的花草。后来因何改“仙花”为“宣化”,只能留在我们的猜想之中。也许,早在700年前,元世祖忽必烈在这里大胜宋军,得以挥师南下,就将“仙花”改成“宣化”了。因为在宣化店北侧的关口之地,他就在高兴之余命名为大胜关。

由于小镇紧邻竹竿河,曾经的竹竿河是一条四季丰水的黄金水道,往北直通淮河,河道及漕运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退化。小镇地处南北陆路要道,往北可以通往河南罗山、光山、潢川、息县、信阳以至更远,往南直到汉口。数百年来,湖北、河南、安徽、山西等省的商人,都曾通过水陆两路到这里经商,贩进贩出,中转物流,使得这儿逐步成为一个南北交汇的商埠,因而一时商贾云集,百业兴隆。直到民国年间,江南各地的瓷器伞扇,开封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安徽六安的六安瓜片(茶叶),河南罗山的土陶窑货,本地的竹木器具等等,都是这里的大宗买卖。清朝道光年间,各省客商集资,在镇子的河道西岸建造了一座湖北会馆,用于会商、驻守和办公。一百多年后的194658日,周恩来代表共产党与美蒋代表在这个会馆举行了名扬中外的停战谈判。由于国民党背信弃义,626日中共中原部队从宣化店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宣化镇沿河而建,一条街道由北而南,长约一里余。明清为主的房屋,砖墙包青,白灰勾缝,房覆青瓦,挑檐压脊,构成一条古老的小街。沿街的铺面,一色推拉门板;住户的前门,多有门头装饰。不论多么深的胡同和内院,都不开后门而进出街门。整条街面,均以青石板铺地,两侧留出排水阳沟。下雨之时,房檐同时出水,千万条水线一齐下落,青石板上水花飞溅,响声一片,湿滑的石板泛起耀眼的白光。

街上的老住户,多年做生意而有钱的人,尤其是在镇上当差的“公家人”,大多都有些瞧不起乡下人。但本来就处在山乡里的小镇,谁也离不开乡下人;吃的,穿的,烧的,用的,财政薪饷,生意买卖,没有乡下人,他们岂能生存下去?况且,这些街上人原本就是穿了几天干净衣服的乡下佬,其亲属近戚也都是乡下人。一年四季,镇子里的青石板上,店铺和住户的门前,总有赤脚或穿草鞋的泥腿子走来走去,街上的人也和这些乡下人说着彼此都需要的土话,甚至为了一点儿蝇头小利骂着更土的话而反被乡下人鄙视。

宣化人(包括全大悟县的人),精明有余,厚道不足。前者是长处,后者是短处,后者的短处制约了前者长处的发挥。这里地处鄂豫交界,民国时期曾属河南,两省交界地区的人在历史动乱年代磨砺得吃苦耐劳、聪明能干,也形成强烈的自我维护意识。但积淀并传承下来的弱点和不足,也非常明显,而且是致命的。例如部分干部和官场,不仅表现出湖北这边的自私、算计、自以为是和严重的官本位意识,还表现出河南那边的喜好浮夸、爱说大话、好大喜功、搞瞎指挥等等。宣化人在家里,即使亲弟兄之间,都经常斤斤计较,难以和睦相处(甚至父母借了儿子二两清油或半升大米,都必须记着归还)。宣化人走到外面去,仍过于算计,缺乏真诚,别人难以与之搭伙计和共事,信誉程度不高。这样的弱点,肯定会制约自己为他人服务的意识,制约干部为百姓服务的意识;肯定会制约这个地区的整体发展,也肯定会制约个人和群体事业的发展,难以形成自己的优势。这就是宣化人最鲜明的地域性格,这种性格弱点是致命的,家乡人对此必须加以正视。

这个古旧的小镇,藏龙卧虎,有着各类能人。在某作坊,一位管帐的黄会计,瘦小枯干,尖尖的鼻子上,冬天常挂着清亮的鼻液。可一把算盘,他能打得让人看不清手指。加减乘除,任你报得多快,他都打得分毫不差。对此,我曾专门领教,他竟嫌我报数报得太慢。还有一位因被错划“右派”而疯了的疯子,约40多岁的高个男子,口袋里装着白粉笔,嘴里老是唱着皮影戏,四处游荡讨饭。他的绝活是,一面唱皮影戏,一面用粉笔作画,只需十几分钟,一幅戏装肖像画就生动地展现在你眼前,生、旦、净、末、丑,无不惟妙惟肖。街头,路边,墙上,门板上,山坡石板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杰作。在我们那边乡下,无论大人小孩都喜欢他,喜欢看他在墙上作画,也乐意给他饭吃。他还到过新桥,我王老妈叫他到家里吃了饭。只有镇上的国家干部,不知为什么,见了他就打骂。可惜的是,据说他后来终于在街南头的区政府门外冻饿而死。

像宣化店这样的镇集,四周还有很多,仅二三十里之内,就有姚畈、丰店、黄站、定远、山店等,且都有悠久的历史,但宣化店的名气和生意则更胜一筹。宣化店的集,农历单日为“热集”(逢集),双日为“冷集”(不逢集),与姚畈、定远的双日为集正好错开。每当“热集”,特别是年节前夕的几个集,例如腊月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整条街道就会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当然,在1959年至1963年这几年里,因为全国经济困难,人民都在过“粮食关”,集市就萧条得多,赶集的人也少得多,凡是能吃的东西,都一缺二贵。

在街镇的北头,街道有一处弯道,被人们称为“狗腿弯”。宣化店仅有的一处国营副食品购销门市部,就在“狗腿弯”。国营的副食购销部门,老百姓都简称“食品”,卖几个鸡蛋要去“食品”,要买点肉更得去“食品”。镇上仅有的一个布店和两个百货商店,分布在街道的中部和南头。这几处“食品”和商店,是镇内最拥挤的地方。买肉的,老远踮起脚尖,打着买肉的手势,但容不得你指点挑选,“国营屠夫”一刀下去,带着巨大骨头的一块肉,按纯肉计斤论价,你爱要就要,不要会被别人抢走。扯布做衣或送礼的妇女们,拥挤着,喊叫着,推推搡搡,难到柜台跟前,她们指指一卷布,问问幅宽尺寸,在营业员的吼叫呵斥声中买出衣料,踉踉跄跄,喜笑颜开。

然而,不论多么拥挤,不论肉食多么难买,不论凭票供应的商品多么奇缺,不论“食品”屠夫和营业员多么蛮横欺人,家住孙家冲尹家大湾的一位老汉来买东西,却不费吹灰之力。这位老汉的名字无人知晓,大家只知道他的绰号叫“尹响板”。尹响板年近古稀,身体健朗,每到宣化店赶集,总是拄根大棍子。他到“食品”买肉、买红糖,从不排那长长的队,要供应票时也从不拿票,只需棍子往地上一捣,喊上一声,“食品”人员就会赶紧给他办。别人买肉不能挑拣,只有他能要哪指哪。如果“食品”人员怠慢,不想卖给他,他会举起棍子就打,并且高声叫骂。如有镇上的干部前来批评他,他也会举起棍子先把你打了,然后再骂着质问:“光说你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你为么事不好好服务?毛主席的教育你为么事不听?狗日的,不卖给老子试试!”一个贫农出身的老汉,如同豆腐掉进灰窝里,吹不能吹,拍不能拍,你能拿他怎样?再说,那些“食品”人员和干部,也多是欺软怕硬的家伙。于是,方圆50里内,鄂豫两省交界地区,尹响板成为名人,家逾户晓,被人敬仰,干部们和镇上的人都不敢惹他。过“粮食关”时,粒米如金,拿钱也难买,同样饥饿的尹响板拿条布袋子跑到宣化粮管所,说要买米,吓得管理人员直躲。那时,即使有粮票有钱,如果没有供应计划,都是买不到一粒粮食的。尹响板骂着跑到区政府,棍子咚咚戳地,跳着脚大骂,把区里、县里、省里直到北京的人都骂了个遍,甚至特别犯忌地骂到了当时共产党的政策。结果,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区政府官员特批,让粮管所卖给了他5斤大米。那些年,我们生产队的人特别喜欢讲尹响板的故事,只要听说他又在宣化店骂了干部,打了“公家人”,就像吃了槟榔顺气凡似的开心,发出阵阵笑声。

在我们生产队的赵家湾冲,有一个50来岁的老头,尽管家里始终穷得叮当响,可他生性爱面子,喜欢显富。每隔五六天,他就要到宣化店赶一次集。他赶集的时候提个小竹篓,在篓里放个空酒壶,让酒壶在篓子里一滚一滚的,并且专门让沿途干活的人和其他行路的熟人看到。其实,他身上根本没有钱,赶集回来时,酒壶其实还是空的。他只是想向别人显示,自己有钱,三天两头上街打酒喝,生活过得好。本地人都知道他的把戏,也不便当面戳穿,他就一直演着空酒壶的假把戏,而且觉得是一种快乐。后来,区政府的干部对他很感兴趣,认为他用实际行动给社会主义制度争了光,是个好典型,不仅在会议上表扬了他,还花35分钱奖励他一壶白酒。我们在生产队集体干活的时候,我的赖福祥老爹最爱讲这个空酒壶的笑话并加以点评,总是点评得大家哈哈大笑。

由于宣化店地处鄂豫两省交界,这里的集市显得更有人气。春节前的“热集”里,卖年货的摊挤摊、担挨担地排列于街道两侧,赶集买年货的人流挤得身不由己,迈不出脚。大白菜、白萝卜、线粉(粉条)等菜类副食,土窑烧出的罐子、炖钵、灯柱、酒壶、手火炉,以及木炭、酒盅、瓷碗、鞭炮、红纸、烧纸、排香、年画、门神、灶神等土特年货,琳琅满目,是人们所置年货的主要商品。除了当地乡下人到这里购买年货、出卖少量土产以外,北面河南罗山县定远地区、周党地区的生意人,挑着重达一百四五十斤的一担担大白菜、白萝卜等,昼夜兼程,赶到宣化店做生意。可见,同样在鄂豫交界地区,河南人比湖北人会种植,也比湖北人有经济头脑,甚至比湖北人更能干。宣化店的人常说本地人“拐”(歹的意思),说明宣化人确有值得反思之处,确有向河南人学习的必要。

年前的“热集”里,前往宣化店购买年货的山里人,大多都挑着柴禾,其中有不太值钱的枝叶类“小柴”,有比较值钱的劈柴类“大柴”。一担“小柴”可卖几角钱到一块多钱,一担“大柴”可卖一块多到两块钱左右。柴禾卖出去了,才能买年货回家。他们拿条布袋,或带只篓子,新年期间要办喜事或成席待客的则带着窝篮(圆形竹筐),根据需要和东西的贵贱选购年货。他们精打细算,一分钱可以掰成四瓣花,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决不会买。山间、河边、田埂小道上,赶集的人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陆陆续续,连绵不断。相识或不相识的人碰了面,常会打着招呼:“年货都搞好了吧?”“嘿,没得钱哪,年一到就好了。”“先把发财揖给你作到这儿啊!”“多谢,多谢,也给你作发财揖了!”

那个时候,国家对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民间不得私买私卖,否则就是犯法。每到夏粮、秋粮收获,特别是稻谷收获以后,挑着粮担往宣化店粮库交公粮的人群,在山乡的各条道路上昼夜不断。所以,交公粮、卖柴禾,也是宣化的一景。在这两队人群中,曾经就有我的身影。挑着粮担、柴担,或者到宣化上学和办事,过了金山岗主峰,一到枫景树岗,就能听到宣化镇沸腾的人声。真是人多力量大,人多声量也大。

再往近走,除了人声鼎沸,还能听到从河滩传来的洗衣声。原来,紧贴竹竿河而建的古镇,前人在河东岸用石料建起高高的石墙,石墙上面建起沿河房屋。每隔一段,砌出一处上下河滩的台阶,方便居民下河取水、洗涮。镇里的人,吃水、洗衣、洗菜全在河里。清晨,担着木桶挑水的,提着菜篮洗菜的,踩着河沿台阶上上下下。从早到晚,尤其是冬季的中午前后,下河洗衣服的妇女在河边一字排开,时搓、时捶、时涮。她们举着半截扁担形的“忙锤”,在石板上捶衣,整个河滩回荡起一片啪啪之声,好看又好听。镇里的染坊师傅,有时挑来煮染好的棉布,下到河水中间漂洗,然后在河滩撑起竹竿架子,将漂洗好了的布料晾上竹竿。清凌凌的河水,从崇山峻岭间的条条涧溪小河汇聚而来,清澈洁净,四季丰盈。那时,沿河没有任何化肥、农药、除草剂、洗涤剂等化学污染,更无工业污染。镇上的居民都没有抽水马桶,厕所和马桶都由蔬菜种植队每天及时清理,收集粪便,所排生活污水极少。昼夜不息的河水,总是在一路景致中从上游流向下流,最后仍一河清澈地归入大海。

在宣化店,一座长长的马腿形大木桥,从河西架至镇中河沿。我们到宣化店赶集、上学、卖柴、送公粮,都必须从大木桥上过去。小时候第一次赶集过桥,肯定是被大人拉着手过去的。站在桥上往下看,好像人在河水上空飞腾一样,头昏目眩,不敢迈步。自己要学会并敢于单独过桥,就得让大人放开手,这是人生的真理。后来过了几次,得到要领,目视前方,不低头看桥下水流,胆大细心地迈步。每过一次,就是一次战胜自我。但后来桥上的木板曾丢失减少,只剩单板且互不相连,过桥时肩上还挑着公粮或柴担,而且桥上风大,刮得人和担子打晃,这时过桥就有些害怕,担心脚步踩空而落水。

辍学之后的一天,我来宣化卖柴,到镇内把柴卖掉之后,在河西岸的桥头见到了也来卖柴的同乡女孩翁海兰。家住翁家老庄的翁海兰,是我在扬兵小学的同学,可能比我大一两岁,模样长得挺好看,留着一对短辫。她站在桥头的路边,脚下放着一担松木劈柴。女孩力量小,柴担子不大,额头和鬓角淌着汗水。众所周知,她是高干女儿啊!虽然是来卖柴的,却身穿一件湖蓝色的呢子上衣,引得过往的行人直盯着她看。要知道,当时乡下的人根本没有见过呢子衣服,也就不能理解一个穿得这么高级的女孩怎么会卖柴禾。原来,她爸爸翁少元曾是个穷苦之人,小时候跟我父亲一起给地主放过牛。因为吃不饱,后来他参加了革命,当过团长,刚解放就在湖北省当了厅长。战争中,他与妻女失散,断了音信,革命胜利后又在城里找了年轻的女子结婚。1952年,他曾骑马回乡探家(还到我家看望曾经一起放过牛的我父亲),仍然认妻认女,但又不把妻女接到城里去,只让她们继续生活在乡下。翁海兰去武汉找过他,作为父亲,就给女儿做了一件呢子上衣。因为他又有老婆孩子了,和原来的妻女也就没有什么往来了。所以,生活在乡下的翁海兰和她母亲,仍需要自食其力,翁海兰也需要上街卖柴。当时的我对此很不理解,后来才慢慢知道,这就是那一代老革命、老干部及其家庭的缩影和写照,并不奇怪。我离开家乡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翁海兰,但我知道翁海兰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没有离开过家乡。

像翁少元这样的老革命,宣化店地区还有很多很多。宣化地区是革命老根据地,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员郑新民等就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并于1929年秋举行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后这里的革命浪潮一直汹涌澎湃,革命斗争曲折坎坷。到193411月,这里的红25军西撤,当地的何耀榜等人继续组织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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